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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舞化“风” ——论汉代乐舞美学思想之“乐治”(2)

【本文关键词】bwinAPP下载,乐者德之风

  汉代对先秦时期乐舞教化的命题予以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春秋战国沿至汉代的乐舞享乐之风导致的官乱民散。史籍有载: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12]

  及至乱主,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13]

  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0]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10]

  由此可见,乐舞之“乐人”是一个被汉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思想,而对于乐舞之带来社会和谐的“平安”之乐的审美追求似乎在逐渐淡化,这便激发起汉儒学者振兴乐教的心志,在其著作中纷纷发表乐教言论,以求回归礼乐之本,“反人道之正”。

  《春秋繁露》云:“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董仲舒(前179-前104)在此明确指出:凡创制乐舞,应以天下民众最初对王者的悦纳、拥戴为前提为根本。所以,“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濩》。濩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同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14]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的乐舞,都是基于人民对他们功德的拥戴,其“乐于己(君王自己)”的性质是相同的,只是“乐”的具体内容不一样。班固亦持同样观点:“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华茂也。《六茎》,及根茎也。”[10]“乐者,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15]因此董仲舒说:“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濩》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14]各代君王的功德相异,民众所乐的事由就不同,事由不同,乐舞的名称就不一样,但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的。董仲舒进一步解释:“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他最后总结说:“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这便是圣人作乐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基本方法。用董仲舒的话说既是“作乐之法,必反(返)本之所乐”。班固对董仲舒振兴雅乐的行动借大臣给汉成帝的上书予以高度评价:“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10]“非小功小美”说明了雅乐振兴对社会稳定所形成的积极影响。乐舞所以能在其文化稳定结构中,在其君贤、臣忠、民顺的大一统理想模式中,担负起社会政治作用,就是因为乐舞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建立在君民“乐治”的前提下,所谓“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16]

  董仲舒之“反本之乐”也就是《太平经》所言的“得乐治之法”之乐。“反本之乐”与“乐治”都是指向西周制礼作乐的根本“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10]亦如《淮南子》所谓:“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则乐教的振兴自然是要复归周代的一应礼制乐制,于是有了这样的记载: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必赢bwin手机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10]

  上述记载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第一,汉代宗庙舞蹈以承袭西周舞蹈为其礼仪原则,诸如迎神降神的乐曲,入庙、飨食的用乐都十分规范。第二,汉舞是在周舞的基础上继承创新,所谓“有法有制”用先王之乐为“有法”,“以示不相袭”为“有制”。第三,汉舞对周舞的继承是通过沿袭秦舞而间接实现的。第四,前代乐舞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了,但仍有许多舞蹈的内容已不为人知。第五,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班固在此第一次沿用了孔子的“雅乐”的概念《论语阳货》有:“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此前,凡相关“乐”的专论或文字,如《礼记乐记》、《左传》、《吕氏春秋》、《史记乐书》及其他著述中,基本上是以“雅颂正声”、“先王之乐”、“正声”、“德音”等词指“雅乐”,班固撰《汉书礼乐志》后,“雅乐”一词开始广泛使用,成为历代“乐志”中与治国方略密切联系且内涵固定的一个素语。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转换,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班固之用“雅乐”一词,意在高扬起孔子“推行雅乐、整肃纲纪”的理想旗帜,完成其未竟之志;其二,对雅乐行施了内容具体化、形式规范化、用乐制度化,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西周雅乐的复兴,从而使“乐治”成为汉代乐舞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